“没有炒面的生活，算什么生活”

世界各地的“中国城”在最早期几乎都是华人移民的聚居地，他们带去了美食和烹饪方式。他们让西方人对于中国习俗和文化有了最朴素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慢慢地变成了西方社会的一部分，被艺术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定格在那些文学、绘画和影视作品中。

这几年，中国城可没少在西方的文艺作品里露脸。BBC版《神探夏洛克》第一季第二集，卷福和花生为了寻找丢失的文物就在伦敦中国城里奔走，熙熙攘攘的主街、英气逼人的牌楼都清晰可见；而在美剧《绿箭侠》里，中国黑帮也一样是盘踞在中国城的大反派。

但其实中国城早就是西方的文艺作品里的常客了，虽然这些元素可能在当代中国人看来，都显得有些古怪而老旧。但正是这些“刻板印象”组成了西方对中国最初的感受。

早在1929年，著名画家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在那一年完成了画作 《Chop Suey》。“Chop Suey”也就是“北美中餐第一菜”——杂碎。

别被这个略显粗鄙的名字给迷惑了，“杂碎”这道菜已经风靡北美一百多年。传说晚清重臣李鸿章访美，由于吃不惯西餐，所以带了一名私人徽菜厨师给他准备餐食。在访问即将结束之时，李鸿章在下榻的地方宴请一位美国客人，厨师将剩下的食材烩作一锅，没见识过中餐的客人尝后连连称赞，问李中堂这道菜的名字。李鸿章随口便说“杂碎”，这名字便流传至今。

据说当年纽约市有很多两层楼的中餐厅都用“杂碎”为名。它们已经成为办公室员工们的午餐首选，快捷、方便又美味的食物为繁忙的纽约客们补充着能量。就像霍珀画里的两个女性，自然、安静地共进午餐，可见中餐厅就这样融入到了西方人日常生活中，默默见证西方社会的变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的1914年小说《我们的沃伦先生》（Our Mr Wrenn）和1922年小说《巴比特》（Babbitt），都提到美国中式餐馆的杂碎。

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城更加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究其原因，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亚洲战场回到家乡的士兵，中了以中餐为首的亚洲美食的毒，但又苦于在中国城以外的地方吃不到中餐。于是这个时期，西方人普遍对中国城的中餐形成了一种无以复加的执念。

比如，六十年代的美国三重奏组合 The Gaylords 曾经唱过一首叫做《炒面（Chow Mein）》的歌，歌词是这样的，大家感受一下：

我整夜悲伤哭泣

我整日痛苦哀悼

因为那个中国餐厅搬走了

我的生活完全被颠覆

如果我继续这样生活

一切都将是徒劳

如果没有炒面的话

这算是什么生活啊

虽然这是一首搞笑歌曲，但确实道出了西方人对中餐从那时候起就已经爱之深，情之切了。

电影《美国往事》则更为含蓄地表达了这种共生关系。电影讲述了主人公“面条” 诺德斯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黑帮大佬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黑帮史。

整部片子都是基于面条在他出卖了朋友后走进鸦片馆抽完鸦片产生幻觉后出来的一个梦，其中，真假虚实交织，在大烟迷幻的烟雾中，角色们的理性与感性、善良与狡猾、多情与放荡、纯真与世故……中国元素充满着异国色彩，但又一头扎进了美国的土壤，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存在于美国人的生活中。

在伦敦的中国城里，就有这样一家“鸦片馆”，不过与《美国往事》不同，伦敦中国城里的 Opium Cocktail Bar 是一家充满着东方元素的鸡尾酒酒吧。各种基酒和香料贴上了中国风的标签，调酒师们各个绅士打扮，英伦绅士与中国元素碰撞，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鸡尾酒体验，光是在这个氛围里坐一坐，就感觉就不醉人人自醉呢。

新意可不只是有 Opium Cocktail Bar 一家，梅花村也是这样一家包含心意和新意的餐厅。餐厅的“少东家” Stan 想在父亲留下的餐厅上实现自己的理解：他聘请西班牙设计师打造了几乎全黑地素雅装潢，颠覆了中国餐厅非红即黄的装修习惯，梅花村不仅在颜值上取得突破，在菜单上，它融合了大陆、香港和马来西亚的中餐，创造出创意十足的新中餐。

除此之外，Bubblewrap 也是锐意创新的代表。店主Tony 是来自浙江的文静男生，Bubblewrap 其实是他的毕业创业项目。但谁也没有料到，Bubblewrap 成为了2017年伦敦美食界的现象级词汇。这个来自东方世界的“华夫饼”，其实原型是香港的鸡蛋仔，店主不断试验、不断改良最终做出了外脆内软，香甜浓郁的鸡蛋仔，再加上抹茶、红豆、香草等多种口味的冰淇淋和草莓、香蕉、开心过等几十种配料，让鸡蛋仔在颜值和味道上实现了双重飞跃。各种肤色的人们簇拥在店门口，不惜排队两小时，然后拿出手机狂拍，最后风卷残云般消灭它。

伦敦中国城早已不像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里那样混乱、守旧，而是以更灵动、更有力量的姿态出现在多元文化的舞台上。伦敦中国城作为其中翘楚，凝聚着各种背景的华人，在这里创造、耕耘，呈现出新的气象。